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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煜：进博会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 溢出效应明显******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11月4日电 题：樊嘉煜：进博会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 溢出效应明显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随着第五届进博会的临近，近日，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樊嘉煜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称，“进博会既是加强中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樊嘉煜还表示，创新是推动雅诗兰黛集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消费者是雅诗兰黛创新重要的灵感来源。今年进博会，雅诗兰黛将展出在中国销售的15个品牌，包括有计划引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牌，还有多款新品亮相。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我们注意到，每年的进博会，雅诗兰黛集团都充分准备打造相关展区，结合近几年参会经验，进博会等大型会展给雅诗兰黛带来了哪些溢出效应？今年进博会，雅诗兰黛将带来哪些新品？
樊嘉煜：首先，进博会既是加强中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包括本届在内，雅诗兰黛集团已经连续四届参加进博会。这四年间，我们引入了四大全新国际品牌和2500多个新产品。得益于进博会的溢出效应，集团旗下品牌的全球新概念首店、旗舰店也纷纷落户中国。
不仅如此，进博会还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丰富的客户反馈，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连续多年的参展，推动我们不断加强对本土创新能力的建设，鼓励我们以更多本土化的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去全方位触达更多中国消费者。
今年，雅诗兰黛集团加大投入，再接再厉，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创新产品和独特的参展体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大亮点：
第一、更多的新品。今年，我们展出了在中国销售的15个品牌，包括有计划引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牌，还有多款新品亮相。
第二、更沉浸的体验。我们在现场开设了彩妆课、护肤讲座，以及研发互动平台。消费者将有机会参与到产品的制作过程之中，“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体验式服务。
第三、更可持续的展馆。今年，我们带来了进博会消费品展区的首个“零碳展馆”，为消费者打造了升级版的绿色美丽体验，也彰显了公司对于高端美妆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新发展将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是中国经济成就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93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消费水平的升级。在高端美妆行业，这种趋势也显而易见。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需求也更加个性化。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加快高端美妆的渠道下沉，提升高端美妆品在全国范围的渗透率。我们希望携手中国消费者，共创“美丽消费”的新趋势。
中新财经：您曾提到，雅诗兰黛集团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在中国持续投资，长期看好。未来投资计划能不能谈下？侧重点在哪？
樊嘉煜：创新是推动雅诗兰黛集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消费者是我们创新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我们完成了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创新研发中心落户上海闵行的签约，该中心将在今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研发中心将汇聚一流研发人才，探索中国消费需求，研发卓越的产品，真正实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世界”。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高端化、时尚化，对高端美妆有独特的需求，这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快速聆听消费者的声音，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更适合的高品质产品，由中国走向世界。
中新财经：雅诗兰黛旗下众多品牌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在提供更多“美的选择”上，雅诗兰黛产品方面是如何规划的？中国市场如何进行本土化发展？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已经近30年。
1993年，雅诗兰黛和倩碧品牌进入中国内地。2002年，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成立。中国是集团最大的国际市场，中国消费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过去30年来，我们不断引入新品牌、新产品，将前沿科技和新体验带给中国消费者。如今，集团在国内已拥有十五个品牌，涵盖彩妆、护肤、香水和护发四大领域；我们的业务覆盖全国600多个城市，服务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消费者。
我们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员工，其中85%是女性，高管团队高度本地化。充分了解中国消费者，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
中新财经：作为高端美妆业的领军企业，和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如何看待广大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给雅诗兰黛带来哪些全球化布局的思考？
樊嘉煜：中国高端消费者多元化、年轻化、互联网化、时尚化，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雅诗兰黛集团积极拥抱中国数字化浪潮。我们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建立了直播间，同时也在探索元宇宙等新的营销模式。(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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